孙玉祥在《可怜之人也有可恶之处》（《杂文选刊》2005年1月）一文中，指出“可怜之人我们所以觉得他（或她）可怜，主要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他（或她）的现状，不知道他（或她）的全部历史；一旦我们了解了他（或她）的历史后，就会觉得这家伙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可怜之人也有可恶之处”。笔者认为，可怜之人只所以可怜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可恶，而是那个时代的可恶而“造就”了他的可恶，以致于导致人们认为他的可恶是他可怜的延续，是其必然的结果。
纵观历史，古往今来，可怜之人到处都是，然而并不都是有可恶之处的。有些其中不乏创造出了丰功伟绩，而为人们所歌颂。古有宦官赵高篡位夺权，成为宦官干政的典范，最终却被满门抄斩，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可谓是可怜之人，所作所为，也为世人所不容。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中，他的所作所为就一定全错了了。我想错的只是他的身世导致了他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了吧。再看汉代司马迁。为了替李陵辩解。而被施以宫刑。在当时宫刑被视为世人所不容，认为是最大的耻辱。由此，司马迁也被认为是可怜之人，然而他又并不是可怜之人。一部巨著《史记》成就了他。以至于以后人们在谈论司马迁时，都把他受宫刑这段经历作为励志和经受磨难的典范。可谓宫刑使他成为可怜之人，然而《史记》又使他成为享誉古今中外的名人。在此，又有谁去想他的可恶之处呢。即使提到他的可恶之处那也是增加其价值的因素。至于韩信的“胯下之辱”更是人们歌颂的典范。韩信在出名之前，被市井之徒所欺负。他当时所经历的“胯下之辱”，被人们视为没有骨气的反面典范。然而在其出名之后，他的胯下之辱则也成为了忍受磨难的典范。
可怜之人也是有可恶之处，但他的可恶之处不是他愿意做的，而是时代的所逼。卖国贼之典型莫过于秦桧和汪精卫。二人既是可怜之人，所作所为都有可恶之处。然而，当二者之间一定要选出谁更可怜更可恶，恐怕时代不同，答案也是各异吧。然而他们的可怜是时代造就的，他们的可恶也是时代所逼的。只是他们刚好做了人们所不容的事情，所以他们被认为是可怜之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可恶的。可怜的人啊，为什么不用当时的眼光把人们的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中看当代的事情呢。如今，国外某些国家在选举中出现了特殊的“星夜更替”的现象。所谓“星夜更替”，就是即将执政下台的政党在下台之前大幅度的更换自己的人，使自己的人占据众多的职位。导致新上台执政的政党，在上台执政时必须首先调整人员，然后才真正的进行政务活动。这种现象可谓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下台的政党可谓是“可怜之人”。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只有这样做给新上台的政党制造麻烦，使他们失去人们的信任，然后他们才能在下届选举中失去选票，而另一政党，理所当然的成为新的执政党。这样的政党可谓是可怜之政党，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谓是可恶的。然而这又是“潜规则”，虽然为人们所不容，但又无能为力，这是时代局势的造就的。
如果说政治家的可怜与可恶是时代造就的，那么文学之士呢，自诩为众生的作家呢？他们的可怜与可恶同样也是时代的造就。只不过时代也造就了一些伟大的作家。是他们成为了伟大的革命作家，如鲁迅等。时代造就的文人不只是所谓的文学大师，还有那些不为人们所容的所谓的“叛徒”。动乱时代中的文人，有幸运者，也有可怜者，幸运者侥幸成为了文学大师，可怜者可怜的成为了人们笔下的可怜人。迎合统治者的文学之士也许一时成为所谓的大师，然而统治者一旦失势，可怜的“大师”，只能成为另一方所谓的“文学大师”，所批奏的对象，他们可谓是可怜之人，他们的行为可谓是可恶的，然而，假设他们所依赖的统治者，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岂不真的成为了真正的文学大师，他们的行为岂不成为世人歌颂的典范了？可谓时代成就了他们，时代也毁灭了他们。鲁迅是可怜的，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东躲西藏，衣食不保，性命随时都会失去；然而鲁迅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他选择了人民大众，所以他是文学大师，他是革命家，他是思想家。故此，他的作品为人们所传诵为人们所模仿，虽然有时并不懂他的意思。为什么看不懂，还要模仿呢，因为他是大师，你不是大师，所以你当然看不懂了。你看不懂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是大师，而是因为你没有处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你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白色的“恐怖环境”之中，你看不懂是理所当然的，只能说你是可怜之人。
孔子可谓既是可怜之人，又非可怜之人。他可怜是因为他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他巡游了许多诸侯国家，寻求政治主张实现的基地，然而去无功而终。他又是伟大的人，因为他在学术和教育工作以及思想文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孔子的学说有错？当然没有错。因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进行的。然而他在政治上为什么会失败？这当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了。孔子当时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时代，一切矛盾主要是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的，社会处于动乱之中。所以他的仁义道德学说在政治上没有得到施展。然而他的学说并非无人欣赏，当时那些沦为平民的贵族就比较喜欢听他的学说，因为他们丧失了土地和民众，已经没有了发言权了。孔子的学说可以说给他们以心灵的安慰，起码有人关心他们。这就是时代造就的。
西川说：“历史只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对于文学之士来说，这句话可谓概括了他们成为大师的源泉：你顺应时代你就是大师，否则，你只能“沉默”。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师依然是大师，可怜之人依然是可怜之人，因为“关于那个时代，我们虽然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否定了，但由于缺乏生动具体及鲜血淋漓个案的记述，缺乏丰富翔实、缜密细腻的史料为之佐证，甚至巴金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杳无踪迹。不仅那些个‘为虎作伥者’、‘既得利益者’、各种跳梁小丑们缺乏应有的道德自省和良知忏悔，甚至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也保持了不当有的沉默寡言、拙于表达。所以，后来者在前人有意无意的掩饰和冷漠中，自然更缺乏了解的欲望和认知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