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这件事，跟干革命这件事，在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既然选择了摸黑走路，走一段就该停顿下来，回头看看有没有走弯路，抬头望望是不是偏方向。总之，这是一件没有谱但必须制造出谱子来的事。
关键在于，当人们停顿下来张望的时候，终究会吵起来，因为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许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社会中的，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因此，这些问题也不可避免的复杂，所以，也不可避免的吵了起来。人们深入的探讨，可是，深入进去了，却没有人走得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进去的们那么多，而出来的门却没有呢？
所有的人都陷在了自己给自己所套的结里。或者说，给自己限定了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第一句话：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所有讨论的问题往回想想，就知道这是根源了。要我说，自然界的真理很明确：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兼得，肯定得不到，如果你想尽办法一心要得到，那过程会很波澜转阔，结果也只有一个——规律在这放着。
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的并不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是在和自然规律做斗争，这种心态来源已久，改革之初小平同志就讲：“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走过这风雨30年的一程之后，我们只能说在抓住鱼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闻到了熊掌的气息。但是，接下来的，就是规律的底线。
这规律是什么呢？肯定不是拿出来忽悠人的一个凭空界定条件。它就是归根到底，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一个脑袋里能够同时容得下两种意识形态吗？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然到达这一步了。因为对于中国，改革的可以说是物质，而物质决定了意识，意识附着于物质，并反作用于物质，所以，在改革没有超出意识的容忍限度时，显得顺风顺水，而当改革到达一个临界点时，必然要触及到这种意识的存在基础了。我想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就是这个临界点的体现。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性，使得改革很难进入更深的层面，所以，可以说辛劳动法更像立法者在试图抄一条近路，再次迈过这道坎。但是，此路非彼路，这是国界，是临界点，是不可调和点，能看到的，只能是：“此路不通”的标语。
所以了，大家在讨论，赞扬也好，批评也罢，激进也好，理性也罢，在这个条件下，一心想左手拿着鱼，右手攥着熊掌走出来，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如果话说到这里就停下，等于没说，还落了个悲观主义，说风凉话的评价。话也不能就此停下，中国经济的简单之处，就在于当年小平同志的一句话，解了中国人的饥渴。中国经济的复杂之处，也在于小平同志的那句话，以至于今日人们在发展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其实，选择是痛苦的，但正是痛苦的选择，才是发展的推动力，不能不说当年中国选择改革放弃了许多，而今日，我们的经济主导者，是不是也该重新思考这取舍之间的痛苦和得失了？
在很想兼得，又不可兼得的事物面前，我们正站在两者和谐相处的临界点上，不管是向左走，向右走，还是向前进，终归是要抉择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句话，主导了中国30年的青春。而今，我们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继续改变中国的航向，给未来的30年添加动力。哪怕依旧简单，也依旧复杂……
只是，这个人会是谁，而这句话，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