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名篇《竹林中》是上个世纪拷问人性的最经典文学作品之一。在《竹林中》的沉重话题里，作者通过勾勒一个杀人事件，以他一贯冷峻、简洁的文字抛给读者一个巨大的疑问：何谓真实？存在着真实吗？如何理解话语与真理的关系？
我看了一些书评。许多人确实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或者反省人身，或者唏嘘叹惋，以为人心里面的真相着实不可知了，但毫无积极的破立——我认为，这样的“对人性真实的反思”其实是无益的，而与历史学上的一味疑古大抵相类。实际上，读《竹林中》时我们必须面对、甚至解决这个问题，而绝不能沉浸于人言可畏的惶惶和对真相虚幻的恐慌，否则即便有意义的反思，也终成无意义的歪曲。那要如何去作有益的反思呢？我想可以从历史学——尤其史料学的层面来谈谈自己对真相的认识。
作为历史爱好者，在读史的经历里，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真相存在吗？如何理解史料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也总对我发出质疑：历史什么的，毕竟可信吗？书上说的，文献记的，都是我们从未亲见的东西，甚至只是胜利者为自己作的辩护书——那么所谓的历史真相，到底还有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直接回答，而要先容我们从真相本身的含义说起。
从最简单的定义来说，真相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实情况——而可以认定的是，这个真实尽管已经消失，却任然是一种过去某一时间点上客观的、物质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时间推移，历史已经看不见了，就全盘否定历史真相的存在。因为从我们的现实考虑，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去实践它，去完成它，都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正所谓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不复西归——从古人的这些论述来看，他们也为相同的问题头疼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做出的动作也只能是惟一的一种。这个惟一的动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第一历史”，它是不可改变，又以一种物质的形式永存的。然而此种历史虽看似存在于以往的某个时空，却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所触及——这曾经成为虚无主义怀疑历史的有力借口——但我们一旦撇清了它物质的本质，那么其不可知就不再妨碍它成为“历史真相”。言既至此，那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着重看待的应该是第三个问题，既如何去理解史料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历史的研究，历来是极重视史料的。民国史料学派的带头人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宗师马克·布洛克说：“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必须的资料。”这些对历史理论的阐述都从一个极高的角度对史料作出了肯定——史料学的极度膨胀，甚至一度导致实证主义和史料学派对学科的垄断。这些学派最得意的功底无疑就是辨伪的本事——那又牵扯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有了史料，如何去找寻真相？
有时候历史学者真正是一个拷问官；不同的是，历史学者往往拷问死人、古卷。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尽管失之偏颇，但不可否认地，史料总是惯于骗人，且乐于骗人的——那之后，就隐藏着著史者的立场和思想。我们不妨再同《竹林中》相互联系——小说的七份供言就是七个相联系的人，在不相联系的场合，对同一事件作的不同阐述。他们固然是为了自己而说谎，但到底从理论上没有串供的可能——那么这种说谎正与我们所获得的对立史料（如“甲午”中日两方的记述）类似，从而符合我们运用史料进行多重印证的前提——那么，事已至此，为了更接近真相，我们还要作些什么？
对以往历史抱持虚无主义的人至此就要退出了——他们往往倾向于相信，真相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伪造的——就好像民国时着魔以后的疑古派。若是将“怀疑”、“推翻”作为学术的最终目的，则其成果可想而知，也只有一种消极之格局。对此，钱穆的理解是“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他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而怀疑的终极目标是以信疑伪，疑而坚信，重建信仰。
抱着这种态度再来整理《竹林中》的证人证词，我们就不再感到绝望，而多少能找到一点可以确信的事情。如：细节中所有人供词一致的部分，即案发时间、地点、涉案人员、案件结果，那都是毋庸置疑的；有些部分虽然孤立，本来违背历史学“孤证不举”的原则，但鉴于证据来源是当事人，且无造假之必要，则也可一并采信——那么最终我们就已经知道，某年某月，武士金泽武弘与骑一匹秃鬃马的妻子真砂在关山与山科之间的大道上行走，被强盗多襄丸利诱入山中竹林，遂发生“竹林中”杀人事件。当时金泽武弘携有弓、箭、一把大刀；真砂携有竹笠，匕首，梳子；多襄丸携有另一把大刀及绳子。众人进入竹林时，马一直驻留在竹林外。多襄丸离开时，骑走了马，带走了两把大刀和弓箭。其中一把大刀已经被他出售。
信史到此为止，接下来的真相就布满疑云——但人毕竟要内疚心虚，则其说谎也一定是有限的，诚没有人能做到十句话，十句假；史料也是这样，不需作伪的部分，一般就不作伪，是以即便古人有意相欺，我们仍得以自那“半句真”中寻出些许蛛丝马迹。那么历史学家就要为此运用他们拷问家的技艺，不但要史料说出他们想说的，还要它们连同不想说的也一道吐出来。在读史的时候，我也常有这样的体会，即“众多各执一词的主观争议反而比唯一冷峻刻板的客观叙述更加亲切可靠”；那是因为各执一词的证言实在可以往其中窥到内情，而统一口径的话反而难明就里。那么，回到小说——在《竹林中》的案情中，经过武士的被突袭和被绑——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横在我们眼前的问题就是真砂是否进行了反抗。从多襄丸的叙述，再鉴于其母“刚强好胜，不亚于男子”的旁证——这都是属于作伪无意义的——我们应当相信真砂的反击是存在的。当然，在反击失败之后，她就遭到强奸，他的丈夫旁观了这一过程，那更加没有疑问。
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又将是多襄丸对武弘到底有没有杀意——这一点上，他自己的供词显然不用考虑；而真砂的供词中，多襄丸扬长而去；武弘的供词中，多襄丸“溜之大吉”。我们已经知道，这三人在各自的供词中都为自己的颜面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