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韬在《记郁达夫》一文中说：“中国的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指郁达夫）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我很欣赏这其中的观点“有所不为”的，世间事，只要认为是正确的，客观上也的确是正确的，就去为，哪怕没有一个人和与赞同；世间事，只要认为是不正确的，客观上也的确是不正确的，就不要去为，哪怕和与赞同的人千万或云集。哪怕不去为，就要被迫落落寡合、穷困潦倒和凄苦。
我们不要世俗成见，只要正确。正确与否是我们为与不为的基准点。“有所不为”，其中“有所”说明，并不是盲目排外，全都不为，也不是不加思虑，全都为之。其实“有所不为”之中还蕴含着一句话那就是“有所为”。而这“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前面所说的：正确的时候，就去为，不论众叛还是众和；不正确的时候就不要为之，哪怕和者万千，或者“不为“就要被逼落落寡合、穷困潦倒和凄苦”。
大凡文人都有崇尚自然和坚持真理的个性，我想仲则正是这样。至于唐韬说他“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似乎是相反和矛盾的，实则不然，他的“狂”与“狷”其实都是统领与他的基准思想“只要正确”的中心思想和基准点之下的。深深地透析这段话，是因为这段话深深地暗合着鄙人的性格，每每读到这段话，便爱不释手，反复玩味，仿佛横亘时空，找到了伯乐与知己。这是文字的妙处，虽然前人已故，但思想观点和见解却被保存和流传了下来。由此可见，一本书籍远比人本身不朽，而一种思想更远比书籍本身不朽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