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之中有太多人物遭遇了悲剧的结局，曹操的自我意识令他在精神层面上处于孤独、悲凉、痛苦的境地，从而成就了他的悲剧。与之相反，刘备的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导致了他最终的欲望膨胀，结果走向悲剧。
刘备的悲剧是作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观念的“制度化”与“心灵化”不可调和的产物。“制度化”是统治者规定人们必须信仰。“心灵化”是通过宋儒的倡导时之变成人们自觉的内在“修、齐、治、平”的需求。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儒学“心灵化”之后的鼎盛时期，而刘备生活的三国时代确是儒学“制度化”的衰微时期。刘备在那儒学的威信和影响日益减弱，世风日下的情况下，举起“仁义”“王道”的儒学旗帜，既不顺应历史的要求，也不符合他个人的自我要求。这样的“制度化”观念不断的压制者刘备的身心发展，不断引发着他的内心冲突，从而导致他倾向于分裂的二重性人格在不断的斗争。这些斗争然他表现为“乱世枭雄”。
作者意图将刘备塑造成为一个封建伦理道德标本。让他受人敬仰，爱戴，却又要让他成为一个建功立业的君王。这本身就存在着理想与历史现实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时空上，就是历史悲剧，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文化悲剧。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刘备的影响，是他成功的根本，也是他走向悲剧的催化剂。刘备的悲剧于《水浒传》中的宋江有可比之处。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宽厚仁爱，礼贤下士，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追随者，也都因为遵循道德规范而痛苦，在“忠”与“义”中挣扎。刘备，宋江虽然不具备英雄豪情，却都胸怀大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都有良好的口碑，刘备以“仁义”著称，宋江更以扶危救困闻名。但同时他们心中的理想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有句话叫“做大事不拘小节”，偏偏刘备和宋江要做大事却非要拘小节。而这些小节正是与传统道德文化标准有关，这就导致两个人要从中取舍。当两个人的个人愿望强于遵守封建道德的信念时，他们就处于痛苦的呻吟中。有所区别的是刘备最终成了个人欲望的俘虏，而宋江一直守着“忠”“义”的信仰，却因忠而坏义，最终游荡于忠义之外。
罗贯中笔下的刘备是一位理想中的君王，他在新野时，有童谣说：“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他的“仁德”，“携民渡江”一回，他见着百姓流亡的惨状几次要投江自尽。他的宽仁与曹操的残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他所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六十回）“宽”“仁”“忠”“义”成就了刘备，但也同时将刘备欲图霸业的愿望置于两难的境地。从刘备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想要有成就不能有“妇人之仁”。这一点刘备深知，所以他是一个懂得拿涅分寸的统治者。
刘备仗“忠义”，则有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等众辅佐，更深得民心。他秉着“人无信不立”的原则，布施仁义，取信于民。一生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待人以宽，爱民如子，且心怀大志。他与诸葛亮的“如鱼得水”的关系更是体现了作者的圣君贤相的“美政”理想。而实际而言，刘备的野心和私欲也是蕴含在作品其中的。他曾依附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刘璋，在他们面前刘备都不露声色的隐藏了他的野心，并能够从中获利。这说明他的心中并不像他口中所说的或是别人口中所说得那么安分。刘备是有强烈的图王欲望的，否则，他不会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封禅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一种仪式。至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刘备的称王之心。陶谦三让徐州一事，实是刘备思虑过多，要做大事的他怕留人以口实，才一推再推。在看对待吕布伊始，张飞要杀，是因为吕布为人不正，刘备要留恐怕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要多一些。另外，要从道德上考虑吕布曾经“辕门射戟”救过刘备，“白门楼”上他不该忘恩负义。他不想曹吕联合所以有技巧的借刀杀人，让别人看不出痕迹，也不影响他的名声。
刘备的野心作者也表露了一些。如他酒醉对刘表说：“备若有基业，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三十四回）这是他内心的真正想法，而现实中，他办事却畏首畏尾，为了成为一个“仁德”的统治者而与内心作斗争。他为了顾念宗族之情，不取荆州，最后却又赖着不还。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取西川时，他的优柔寡断，令庞统送命。他在取与不取中犹豫，却早已下了取的决心。他觊觎于那片富饶的土地，否则礼遇张松就没有道理。张松是买主求荣之人，刘备如对他无所求，何必放下身段去接待他。结识张松的目的就是益州。张松谈到取汉中时，刘备说：“那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六十回）而听到张松说词他又说：“……虽欲取之，用何良策？”并相送称谢。他还说：“……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六十回）刘璋对刘备是真正的信任，可一旦发现刘备的不安分，便采取行动，可惜已晚。这不得不令人思考，作者笔下的仁君，何以如此？刘备取了被涪关之后，犒劳三军，他自己也喝的大醉并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说：“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不合道理，可速退！”（六十二回）就这样将功臣骂了出去。可见得意于成功的刘备实在有些霸道。
被一种情绪压抑久了自然会崩溃，荆州失守，关羽被害，给了刘备精神上很大的刺激。他称帝之后，所下的第一道圣旨居然是充满怨情的报仇令。这让大臣们十分不满，诸葛亮、秦宓、赵云等纷纷上表劝谏，也无计于事。如果说刘备是为了“义”，那么他的“义”也是可彰可表，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由于内心“复仇”欲望的膨胀。他说：“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恨，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吾恨”（八十回）这种可怕的念头，不亚于曹操屠徐州，马超洗历城。“仁德”君主何以如此没有立志？吴蜀两国的安定是大义，个人的私怨是小义，舍大义而就小义不是一个圣德君主的作风。刘备一改以往的宽厚爱仁，变得骄矜，似乎不太真实。作者将历史上的刘备伐吴，写成刘备复仇，践义而为，是有意令理想的君王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压抑自己，然后由压抑到崩溃。这种“制度化”的儒与作者“心灵化”的儒难以契合，是刘备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