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柏杨先生逝世，享年89岁。虽然一代思想巨擘离我们远去，但继承了鲁迅风骨的柏杨精神却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在精神的高地上依然猎猎作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即风闻天下。记得这本书刚出来不久，即被列为“禁书”，在书店里难觅芳踪，直到2004年才在大陆正式出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拜读这本书，情不自禁地被书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深深吸引和折服。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指出的国民劣根性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一，脏乱吵；二，窝里斗；三，酱缸文化。
国人的脏乱吵是最明显的，身边人、周边事触目可见。窃以为，这个缺点经过努力还是容易改正的。而“窝里斗”却成了中国人最难根治的劣根性：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窝里斗。窝里斗导致的结果是缺乏协作精神，死不认错，心口不一。柏杨把日本人和中国人进行对比，用形象的比喻阐述中国人的不团结：“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人所向无敌！”“每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话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因为好斗，所以“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中国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没有自尊。”考诸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百年来被列强侮辱压迫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见诸今天的种种世事，例如官场的文山会海，假大空的废话连篇累牍，不能不让人有“于今为烈”之感。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许多肮脏污秽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柏杨把几千年来形成的这种中国文化形容为“酱缸文化”，是一个独到、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这种酱缸文化概言之，具有“脏”、“死”、“沉”、“粘”、“臭”的特点，吸附性和污染性极强，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或漩涡，任何人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不能“出淤泥而不染”，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只能愈陷愈深成为一条“酱缸蛆”。
酱缸文化的代表是“官场”。数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使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主子”和“奴才”的区别，老百姓的生活则只有鲁迅所说的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无论主子或奴才，都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正是这样的一盘散沙，致使外敌一旦叩开国门，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日寇侵华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柏杨先生认为导致这种酱缸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酱缸文化也正好与人懒惰的天性暗暗合拍，加上中国文化认为“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在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不能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自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原因找到之后，就要对症下药。药方之一是要求我们成为“鉴赏家”，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柏杨去世了，中国人依然丑陋。柏杨先生二十多年前指出的中国国民性的这些弱点，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并且今后还将继续存在。因为改造国民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作为每一个有着中国血统的中国人，任重而道远。《丑陋的中国人》充分地表现了柏杨先生细致的观察力、周密的思考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这些洞若观火的批判性文字至今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柏杨因文入狱坐了十年牢，出狱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写出了卷帙浩繁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著作和洞幽烛微的史学著作，极富“韧性”的战斗精神。柏杨这种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虽九死尤未悔的战斗精神，与鲁迅先生何其相似乃尔！柏杨是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的、真正具有鲁迅风骨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