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作品涉及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很大，非常具有跳跃性，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创作状态，被认为是一位“能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当代文坛风起云涌的潮流更替中，很难把王安忆像贴标签一样贴进去，比如伤痕文学之于卢新华，寻根文学之于韩少功，新写实文学之于刘震云。可是，王安忆的作品又与这些主要文学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关系，王安忆感受着时代又超越时代，她特立独行的写作方式和精神追求使她成为知青作家里“最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位”。为了更清楚地把握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情况，我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一、创作背景和创作阶段；二、上海?都市文化?女性；三、“三恋”与女性意识；四、叙述背后的精神向度。
一、创作背景和创作阶段
王安忆，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父母迁居上海，从此上海在她的生活中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这在她以后的创作中逐渐表现出来。1969年初中毕业后王安忆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这又是王安忆生命中的特别经验，她最初也被称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知青作家。知青经验、农村生活因此在她的创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开始写作，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大致脉络如下：
第一阶段（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雯雯系列小说”。“雯雯系列小说”带有王安忆诸多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在叙述方式上“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也就是“自我抒发”阶段。以《雨，沙沙沙》、《广阔天地的一角》、《69届初中生》为代表。王安忆引起文坛注意的第一篇小说是《雨，沙沙沙》，里面写了一个叫雯雯的女孩子的信念和梦想、痛苦和欢乐，她感情细腻，单纯宁静。1983年写的《69届毕业生》是“雯雯系列”的终结。
1983年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一起参加美国爱荷华州的写作计划，美国之行给了她极大的震动，离开中国本土，换一只眼睛看自己熟悉的东西，却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西方文化的参照使她有意识地把握民族文化和自身的文化处境。这就是1985年《小鲍庄》的写作。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80年代末）：《小鲍庄》、《大刘庄》等对民族文化审视的作品，被归入当时的“寻根热”中。《小鲍庄》被认为是王安忆80年代中期风格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小鲍庄》借中国淮北一个僻远、贫困、几近乎静止状态的小村庄，来审视传统文化的自救力问题。王安忆一改“雯雯”系列的情绪饱满的状态，而进入冷静的反思和理性审视之中。当然，像《小鲍庄》这样的题材王安忆以后再很少涉及，但其中贯注的文化视角却坚守下来。
在1986年以后，王安忆发表了引起颇多争议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被归入当时的“性题材”中。
第三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和虚构》、《伤心太平洋》等作品为代表，王安忆通过叙事实验，把个人与历史、文化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时代问题引向一种关于精神性的思考。《叔叔的故事》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标志着王安忆叙述策略的转变，“新的叙事风格正在形成”。
在王安忆的这三个阶段中，有两种题材在其创作过程具有持续性。一是关于对现代都市的文化性格的追问和探索，如80年代的《鸠雀一战》、《好婆与李同志》、《悲恸之地》；90年代的《纪事与虚构》、《长恨歌》等等。一是对现代男女情感关系的描述与剖析，如80年代的“三恋”、《岗上的世纪》、《逐鹿中街》、《米尼》；90年代的《我爱比尔》、《香港的情和爱》等，这些作品较多地承载着王安忆的“女性意识”，对男女关系的微妙而细致的剖析力。
二、上海?都市文化?女性
王安忆多次叙述自己对上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上海是个奇特的地方，带有都市化倾向，它的地域性、本土性不强，比别的城市更符合国际潮流。从王安忆目前呈现的作品来看，绝大多数作品的叙述空间仍是上海，如《逐鹿中街》、《米尼》、《好婆与李同志》、《悲恸之地》、《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等等。
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悲恸之地》象征性地书写了她与上海一直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王安忆对上海的疏离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的社会原因，一是来自王安忆个人。1982年的《流逝》，写了一个旧上海资本家的少奶奶在新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意义。革命改变了一个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欧阳端丽一家从奢华富贵沦落为普遍市民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海的变迁。
《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从个人经验入手来书写自身与这个城市的关系。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追忆与书写带有某种象征意味，她追忆自我的开始，也就是追忆个人与城市的关联性。在追忆中，上海带着她所有的符号和意义进入王安忆的生命体验中，从而建立了一所大城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深刻关系。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式赋予了王安忆追忆的方法，城市街道为都市空间确立着顺序和节奏。城市空间形式成为王安忆叙述文本的空间形式，而上海这个城市被尘封的神秘又给了王安忆历史的冲动和可能。于是，纵和横两个空间打破了张爱玲文本中的封闭空间，时间在这两个空间之中自由穿行，或者说王安忆用时间追忆把这两个空间联通起来。
在《纪实与虚构》里，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