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又一则关乎生命的新闻跃入眼帘，在这个推崇民生的伟大的国度，显得格外扎眼，看了不禁为之心酸。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大凡是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好死不如赖活着”，就算活得最苦最难，大多数人总还拿这句话聊以自慰，当作继续苟活下去的勇气。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把刀抹向了自己的脖子？压跨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潘鸿强，一个未过天命的中年人，他的生命却永久地定格在了6·10这天，“生，我无法控制，但至少，我还有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就在这一天，他选择了死亡，义无返顾。
如果说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北大女生，一跃从9楼跳下，我们会更多的归究于性格问题，不够理性。但一个工龄31年，已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选择自己结束生命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质疑他的“天真”。
那么，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如果排除性格悲剧，是不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当看到他“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的遗物，“欠靳运棋600元正，欠曾朱和300元正，谁看见谁帮我解决”的遗言，揣了14年“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的遗愿，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个答案了。
忽然就记起前几年一篇流行感人的寻人报道《寻找表弟罗练》，那篇文章中，他的表弟罗炼，一个爱《庄子》、有梦想的打工青年，在两个月前的中秋节，留下一张字条后出走了……
罗炼留言说，“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今日重温，泪流满面。
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当基尼指数逼尽0.52（国际警戒数为0.4），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之时，谋智者，巧取豪夺，为富不仁，群魔乱舞，谋力者，尚能靠一己蛮力获得温饱，我们拿那些智不足取，力不缚鸡如潘鸿强这类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弱势群体怎么办？是听之任之，生死任他们听天由命，还是扶他们一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个有挡当的政党和国家应该直面正视的问题。
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那么同理，争我们个人的幸福，便是为国家争幸福。今天，我之所以在这里码下这些文字为弱者呐喊，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不说，会有一天轮到“利益之剑”刺向我的时候，也不会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我深深感慨于马丁·尼莫拉在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的铭文：在德国，当初他们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接着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杀工会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潘鸿强之子）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