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干爹在水果湖举行了八十大寿，现场我诵诗一首，抑扬顿挫中是深深的感激。曾经有整整八年时间，我反复来往与荆门与武汉，每次都是大包小包地从中天街直奔东湖。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东湖以它温暖的怀抱接纳了我。东湖对我来说，早已成了毕生追求文学的象征。多少个清晨，我晨跑在双湖桥边；无数个夏夜，我曾是放鹰台和凌波门的常客。
对文字的眷恋估计会是我今生最大的纠结。有一年，在荆门象山一路的“那里咖啡”，年龄相仿的四个男女在一起谈论文学。坐在我对面的帅哥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以前也爱写写画画的，但后来就不写了。写文章很容易惹事，我外公以前是大荆州有名的才子，最后死于文字狱！”那瞬间从我眼前一晃而过的是忍受屈辱宫刑的司马迁、穷困潦倒又满眼无奈的曹雪芹。
一个女朋友离开荆门的前夕，对我提了两个建议：斩断和你交往二十多年那个男同学兄弟般的情义，大家从此陌路；不要在荆门本地的任何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让荆门某些不喜欢你的人“放”过你。我摇头笑笑，“只要我自己内心坦荡，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我清楚，前一个建议中有女朋友很大的私心，她当时还算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想利用自己剩余的一点点可怜的资源去搞定好男人；后一个也许是她忠实的规劝，排除当中自恋和妒忌的成分，曾经也是文学少女的她最后放弃文学，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两个“善良”的建议都是我无法做到：因为我既不可能让她去破坏别人的家庭，也不会远离自己灵魂深处的上帝。
第一次将未来的老公带去见在武汉工作的荆门籍书法家上官会平。上官大哥送我们出办公室的时候，拍拍我未婚夫的肩说，“好好待她，她是写小说的，不简单！你也是吃过苦的，要珍惜！”在2010年荆门文联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碰到李勋明先生，他关切地问过的近况，我说还好。李勋明先生说，圈内的很多人对我有误解，他想找时间和机会帮我澄清澄清，我说没必要，但心里已经潮湿一片。
结婚前夕，朋友们请我在八一路上的“乔家大院”吃饭。席间当我从卫生间返回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刚才正在讨论关于我的事。他们一致认为，我非常正常！为了宽慰我，他们拿在场的恩师举例：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们出操，总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不出操，背着手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我们当时想这个人是不是写文章写出什么问题来了，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啊？结果没过多久，就传来恩师作品《眼镜》获大奖的佳讯。我们又感叹：原来作家都还是有点特色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