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国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历史名人是极少数。在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对科举的看法多数是否定的。然而，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里，我们确实需要对科举的作用和价值再做负责任的历史沉思。废科举百年来，历经批判、反思与再认识，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对于科举文化的评价渐趋理性。
科举文化是在长期的考试社会活动中积淀而成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它以观念、制度、文献、语言、习俗、建筑、雕刻等形式存在，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与考试制度产生潜在影响。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100年，但是当代中国人仍然怀有浓厚的“科举情结”、“状元情结”，科举文化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里，内化为一种“科举精神”。
一、对现代社会治国理念和人才观的影响
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价值是通过统一考试制度，形成“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确立了根据人的教育程度来分配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准则，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历社会的雏形，是一种先进的精英治国理念，也是1000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稳定存在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而在废除科举制度的100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坛更是白云苍狗，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民族饱偿百年屈辱，据此，有的学者大胆推测，中国百年动荡起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观点似乎偏激，深思又觉得有些道理。由于失去了科举这个统一的人才衡量选拔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其治国理念的南辕北辙，人才制度朝令夕改，导致中国社会官员队伍的素质也是不断地反反复复。从科举制度演变历史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时期的任人唯亲，改革开放前强调“根正苗红”任人唯出身的政治标准，这都是历史的倒退。这100年里，官员队伍没有随着废除科举而得到提高，反而有些官员还不如那些读过圣贤书、懂得为官之道的七品芝麻官。改革开放以后，高考制度的恢复，科教兴国战略的制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观念的倡导，官员选拔考试制度的实施，实质上都是科举制度形式的现代翻版。同时，科举文化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社会的发育。现代中国仍然是官本位社会，科举文化所孕育而成的官场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二、对现代社会人文观念的影响
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它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的社会风气。唐代科举盛行后，就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正如古建筑研究专家陈志华教授所指出:“看到古村落的义塾与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扇窗上精细的‘琴棋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能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科举虽然废除了，但中国人仍然保持了对读书人、文化人的尊敬，仍顽固地尊称读书人为“秀才”，并衍生出汉语言里鲜活的“秀才”系列文化熟语。改革开放以后，全民族极其高涨的教育热情，尊师重教、兴学办学、对子女极高的教育期望，成为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也成为汉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文明标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十年寒窗”依然是激励现代人发奋读书的至理名言。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走出大山，跳出农门，永远是偏远山区孩子惟一的梦想。
三、对现代教育考试制度的影响
现代的教育制度深受科举的影响，“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的观念深入人心。科举养成了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使中国人养成了浓厚的考试情结。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特别是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父子同场，白发与黑发混杂其中，活脱脱一幅现代版的古代科考图。近年来，高考形势越来越严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研、考博之风愈演愈烈，国人所迸发出来的对考试文化的激情、迷恋，与古代科考人相比毫不逊色，甚至令古代的举子们感到汗颜。社会和新闻媒体对高考状元的炒作，当代学子们对北大、清华一流名校的向往与执着，就业市场上对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的追捧，无时无刻地都在提醒着我们：科举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遥远！
四、对现代社会习俗的影响
一种制度形成后，即便你把它废除，它持久的影响也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风俗方面。科举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习俗可以转化为新的民俗，如流行于厦门、台湾及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的中秋“博饼”习俗就是一例。“金榜题名”仍然是现代学子的梦想，“独占鳌头”激励着赛场上选手们的昂扬斗志，“名落孙山”又使多少考生的人生航船失去动力。科举制度所衍生出来的独特的“状元文化”等一批次生文化，在民间更是经久不衰、越来越显示出极强的文化生命力。俗语“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高考状元”、甚至“养猪状元”等一系列“状元文化”熟语，成为当代社会鲜活的口头用语。民间也有不少以“状元”命名的特色食品，如“状元饭”、“状元糕”、“状元茶”和“状元红”，并引发出许许多多的商业大战。由科举文化演化而来的词汇“文曲星”竟然被现代社会包装出价值上亿元的电子词典类商标品牌的无形资产。科举文化这块潜在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商家的眼球，部分聪明的商家已经从中掘到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