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被认为是余华的第二部长篇力作，但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叙事技术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与《活着》相较起来显得更加粗陋不堪。如果不读余华的其它小说，全面排除阅读经验的干扰，这似乎还是一部有可读性的作品，它没有《在细雨中呼喊》中随意出牌而让大众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没有《活着》的单调感和令人窒息的压抑感，故事情节可谓一波三折。但充其量，这部作品只能被化归为平庸的通俗小说之列。因为我发现，这部作品在形式上实在没有多大的创新，也它只不过是将《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重新组织，在叙述方式上作了一些改头换面的动作。看来江郎才尽了，只好不断地重复自己。
《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更是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因为他是一个功利性相当强的作家，当他被一批随声唱和的批评家吹捧一翻之后（当然这也不能排除某些批评家谋取地位或者更好地获取学术资本的需要），他需要名声来标榜，需要地位去钻营，需要金钱来巩固。在这期间，余华写了《内心之死》、《高潮》、《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我能否相信自己》、《灵魂饭》等大量的随笔集。对于这些随笔文章，在我读后便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借助西方的文学资源来炫耀自己文学观念的先锋性，而对于中国的作家，他似乎只看得起莫言。难道在他眼里，除了莫言，就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直他一提的吗？他的狂妄自大是毫不掩饰的，丧失了一个作家所起码具备的学养和品质。在这些文章中，有很多是访谈，无一例外地都是借此鼓吹一些西方的叙事技术，借此不遗余力地张扬自己文学经验，标榜自己的过人阅读才华。这种相当直接的文字游戏式的自我宣传使他获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不仅使他名利双收，其文坛的地位也因此而更加巩固了。但最重要的是，他凭借虚假的宣传猎取了大量的读者，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畅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后来《兄弟》的畅销就不足为怪了。于是，在他的作品里，文学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文化寓所，暴力、性欲、死亡等以文学的名义走近了寻常百姓。一个作家，能如此游刃有余地愚弄读者欺骗读者，我真是对他佩服有佳了！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学来说，岂不悲哉！
一个作家写写随笔，为自己作品的销售造造势也就罢了。更为可笑的是，最近，“余华研究中心”在浙江师大挂牌成立了，并且自己担任了该中心的特聘教授。可以想见，余华为自己树碑立传之心切。一个作家（特别是像他），缺乏一个作家所起码应具备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即使在别人的鼓动下，作出这类事情，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若不是笔者亲临现场，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依笔者看，是不是有必要去找找瑞典文学院，或是哈佛大学文学院，也为他挂个研究中心的牌子。要是能随他所愿的话，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学事业来说，真可谓功德无量了。
一个作家要建立关于自己作品的研究中心，他必须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完全靠他本人的标榜或者是批评家的吹捧，是一件很荒唐的事，也很难得到众多读者的认可。凭心而论，在中国80年代那样的特殊文化环境下，余华早期的作品确实具有一定的先锋性。但是，一部文学作品，仅仅是先锋，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经典。经典和先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更何况，余华的冷漠腔调也好，叛逆的叙述风格也罢，都几乎是对西方叙事技术的简单模仿，有些作品更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新。换句话说，尽管他早期的作品使他被许多捧场的批评家称为80年代的文学先锋，为他走进文坛以及后来的成名铺平了道路，但事实上，这种先锋是一种无根的先锋，是一种全盘西化的先锋。这样以来，反而使真正的先锋品质庸俗化了。这一点已是学术界老生常谈的话题，有很多批评家曾指出过，在此不必赘言。
当笔者怀着兴致与期待读完余华的新作《兄弟》时，我越来越觉得余华是一个趣味相当低俗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赖。这一点全然出乎了我的想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