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上万物，凡有生灵者，终其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争”，一是“让”。

在云南原始森林中常见两种现象：一为“绞杀现象”：某种藤蔓植物，绕一乔木生长，经过长期发育，乔木被绞死，藤蔓则因吸收其营养而越发茂盛——此为“争”。

一为“撇枝现象”：某种植物为了保证自身更好地生长，会主动使树身某一部位的枝叶枯死，将阳光和营养供给更需要的部位——此为“让”。

植物如此，动物亦然。一群麋鹿，雄性之间总要展开争夺“妻子”的战争，经过搏斗，胜利者拥有了交配的权利——此为“争”。

一群羚羊过峡谷，但刚出生不久的小羚羊难以跃过，于是便有年老体弱的羚羊向峡谷中跳去，在它跃出的一刹那，小羚羊踩着老羚羊的背，轻易跃过了峡谷——此为“让”。

人的一生，更是在“争”与“让”的交替中渡过。谁没有“争”过三好学生，谁没有“争”过先进红旗，谁没有“争”过职级待遇，谁没有“争”过名利地位——此为“争”。

谁乘车没有“让”过座，谁一生没有捐过钱，谁没有帮过别人的忙，谁没有在法纪面前驻过足——此为“让”。

（二）

“争”与“让”是太极图中那两条首尾相接的鱼：

——“争”与“让”相共生，有“争”必有“让”，有“让”必有“争”。人生在世，不可没有“争”，不“争”个人没有进步与发展，社会也没有进步与发展。如果人类没有“争”，也许到现在我们还住在山顶洞里茹毛饮血，披着兽皮刀耕火种。人生在世，又不可没有“让”，不“让”便没有共生与和谐。没有群体的共生与和谐，个人的生存同样会遭遇问题。如果人类没有“让”，也许我们早就把自己的同胞连骨头带肉都吃光了，也许人类早就变成只能在化石中才能见到的物种了。

——“争”与“让”又相渗透，“争”中有“让”，“让”中有“争”；有的时候，“争”既是“让”，“让”既是“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与重点进攻面前，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毛泽东说，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表面看上去，这是“让”——让敌人占领我们的家园，让敌人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但从更长的历史跨度看，这却是在“争”——争夺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主导权。

——“争”与“让”还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争”必然以另一方的“让”为前提。单位空缺了一个领导岗位，许多人都去争，但最终只有一个人上任，就这个人而言，他“争”上了，而另外一些人则必须把这个位置“让”给他，虽然这种“让”不是主动的、自愿的。再比如，股票市场上，人们都在“争”，但从总体说，人们“争”到的与“让”出的总是一样多：有多少人挣钱，就有多少人赔钱，赚钱的挣多少，赔钱的必然赔多少。

（三）

“争”与“让”共同推动着世界，建设着世界。但“争”与“让”的作用不同。

“争”的结果是发展与进步。

在竞争中，完成了优胜劣汰与适者生存，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物种优选；在竞争中，参与各方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实现了竞争者的自身优化；在竞争中，我们不仅改造了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然与社会，实现了竞争者生存的环境优育。总之，“争”发展了社会，完善了自我。

“让”的结果是秩序与道德。

人们在实践中懂得了，要达到某种目的，仅有“力”还不够，还必须讲究策略与方法；懂得了任何事物都必须以双赢为前提，没有双赢也就没有了自赢；懂得了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游戏”，就必须制定与遵守某种环境中特定的游戏规则。于是，人们在理解与退让中创立了秩序与道德。

在这里，“争”是发动机，“让”是方向盘和刹车器。没有“争”车辆不能跑，没有“让”，则会发生事故甚至车毁人亡。

（四）

我们曾经为愚公喝彩，为他那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于是我们像愚公那样与自然一争高下：在海边填海造田，在山上伐树造田，在草原垦荒造田。与天“斗”与地“争”的结果是生态环境、自然秩序的破坏。后来，我们学习了智叟的智慧，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还渔。“退让”的结果是生态环境的复原，自然秩序的重构。

愚公和智叟的故事，告诉我们，“争”需要意志与力量。所以，愚公喊出了“每天挖山不止，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豪言壮语。

愚公和智叟的故事，还告诉我们，“让”需要智慧与艺术。所以，智叟对愚公的行为根本看不上眼：“你挖山既破坏环境，又浪费资源，为何不把门前的太行、王屋变成旅游景点，为何不在山里修上一条隧道或架上缆车？”

“公说公有理，叟说叟有理”。而我却说：愚老的精神可贵，智老的智慧可佳。如果愚公与智叟实现了拍档，“争”与“让”走到了一起，那我们就会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