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是实用的。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天气方面的变化，是劳动人民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我国三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清明节实在是不可能忘记的。它的长久流传是因为它的实用。
清明节充满了祥瑞和生机。清明顾名思义，让人想到天气明净，水流清澈；神志清醒，情趣高雅；公正廉洁，清明盛世。说时节，清明在4月4日至6日之间，阴历三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田野里草木吐绿，一片灿烂芬芳。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据说清明之后，雨后天空总有彩虹出现。趁着这大好时机，人们三五成群地到原野踏青寻春，让五彩缤纷的风筝在天空翩翩飘飞。那勃勃生机，那祥光瑞气，让人留恋忘返。它不能不给人留下永久的回忆和期盼。
清明节是有精神的。清明节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清明节的盛大规模和深远影响，不是因为它是节气，而是因为它是节日。“节”，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词语。说到“节”，我常常想起坚守和倔强，想到道德范畴的人品和操守。在中国，能称的起节日的日子，往往是具有纪念意义日子，是包涵某种人文精神和人文品格的日子。有关清明的两件事可以作证。
一件是寒食禁火的传说。相传春秋时代，有人想害死晋国大公子重耳。介之推护送重耳逃亡。在饥寒交迫之际，介之推割下自己的肉给重耳吃，并希望他日后当上国君，勤政爱民。十九年后，重耳果然如愿以偿。于是对落难时协助过他的人便施犒赏，却单单忘了介之推。他突然想到后，赶忙去请。可是，介之推和母亲在深山隐居。晋文公与臣子在山中遍寻不获。有人说，介之推是孝子，放火烧山，他一定会出来救母。可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仍不见踪影。火灭后，在一棵柳树下，发现了介之推背着母亲烧死的惨象。晋文公非常伤心和懊悔，将二人安葬在柳树下。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一天，定为寒食节。规定这一天禁止用火，寒食一天，以此来纪念这位晋国的忠臣。
另一件事是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人们对墓葬就十分重视。战国时代扫墓之风已十分盛行。古代的清明远不如前一日的寒食重要，因为清明与寒食日期接近，到隋唐年间（581至907年），清明和寒食便逐渐融合为一。到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封建“五礼”之一，正式成为现在扫墓祭祖的清明节日。清明节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关系到孝道，家道，尊重祖先。因此它曾是封建社会的重要风俗。古人今天，即使在天涯海角，也不忘记还乡祭祖。所以，每逢清明“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至于清明节的其他风俗，像寒食、禁火、郊游、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烧包袱、烧冥钞、整修阴宅、烧香秉烛、放声哭坟，无不与这两件事有关。
可以看出，第一件事宣扬的是我国“忠君爱民”的传统精神；第二件事宣扬的是封建礼教中的治国“孝道”。这两件事起于儒教大盛之前的西周和战国，说明“忠君”和“孝道”精神是儒家对历史文化的继承而不是创造。
自有了家庭，便有了父子亲情；自有了国家，便有了国君和人民。父子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国君、大臣、人民的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到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安康。所以，有益于家庭的“孝”道，和有益于国家的“忠君爱民”之道，便成了人们推崇和向往的理想。父象征一家之主，君象征一国之主。“主”能以“正道”施行权力，“下”能遵守贯彻执行，则家兴矣，国也兴矣。
很多节日，是对功绩的纪念，英烈的缅怀或某种精神的寄托。所以能形成节日，成为民俗，必然包涵着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对丑恶的排斥。有人说，哀与乐并存，敬与畏同在，是清明节民俗活动的最大特点。其实人们敬的是英烈祖先，畏的是邪妖鬼祟；因缅怀亲人而哀，因寻春沐春而乐。都是人类追求美好，趋避邪恶的具体表现。这正好说明清明节符合一般节日的特点。
节日的内容是随着人类的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像今天的为烈士扫墓，就是走进清明节的现代内容。但民俗是有着很深的民族渊源的，绝不是强奸民意就能凑效的。在今天追求和谐的社会里，民俗中宣扬的“忠君爱民”和“孝道”的精神，必将对推动社会的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把这种民族的传统精神引导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上来，使之得到改造和完善，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大餐，成为推动现代社会的精神力量，还需要我们为继承和创新做出努力。
清明节，名字隽永，实用，祥瑞，又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凭着它天赋的资质，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中，能陶冶人们情操，促进社会和谐的独特而灿烂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