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宝堂东边，西大街的路南，是保定有名的第一楼。它号称“第一”，可它并不是保定最早出现的楼房，像它这样的中西合璧风格的楼房，到了清末民初才出现。
那它第一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保定最早的楼房式综合商场。当时，保定楼房式的商铺不少，综合商场也有，如它东边的天华，马号里边的济善商场，但楼房式的综合商场可能还没有，所以它才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勇气。
我第一次去第一楼，是我和母亲一起陪着父亲去镶牙，时间大概是1956年。那时父亲已调入国光文具店，成了商业局下属单位的正式职工，并因此参加了商业局的篮球队。我不知父亲的球技如何，只知道他参加球队不久，就在打球时磕掉一颗大门牙。母亲可能觉得太影响形象，就催着他去镶假牙。
第一楼是一个由二层楼组成的大四合院，这样的四合院我以前从没有见过。院子上边还有顶儿，与天华市场、马号通道上面的顶儿有些类似，在里边购物是刮风下雨都不怕。
它楼下的商铺是中式商铺，多数是前脸敞开的那种，楼上的商铺带点儿西洋风格，不是格子窗而是通体玻璃窗。镶牙的门市部就在楼上。上楼的楼梯在角上，木头的，往上边一跑“咚咚”响。楼上走廊的地板也是木头的，一跑也“咚咚”响。我觉得好玩儿，就在上边来回跑。可父亲看了很不高兴，厉声喝斥我。
趁着牙医让父亲张大嘴巴检查之机，我又接着跑。印象中跑楼梯时我还扒着窗户往外看，看到了其它房子的房顶。只是记不清那窗户是二楼的窗户，还是二层上面那个小角楼的窗户了。另外，还记得楼上除了有镶牙的，还有照相的，其中有一家叫三滨照相馆。
后来，大概是1960年，我听到一个有关三滨照相馆的传言，就不太愿意去第一楼了，总担心那里会出什么怪事。传言说，有人在三滨照相后，取照片时发现照片上多了个人，多的那个人竟然是他已经去世的妻子。这人给吓病了，因为他心里有鬼，他的妻子就是他害死的。据说，是因为他妻子并不知道他是凶手，鬼魂还恋着家，所以看到家人照相也跟了来。
这传言肯定是谣言，可我那时正着迷《封神演义》，认为世上真的有神有鬼，加之人们都言之凿凿，所以就相信了。以后再去马号，都尽量走天华市场，或旁边的布袋胡同，而不走第一楼。第一楼也通马号，从第一楼的南门出去，就是马号的同义商场。
在第一楼附近，西大街的南侧，还有一些小铺面，我印象中有照相的门市部，有修钢笔的门市部，有修钟表的门市部，有刻图章的门市部。
照相的门市部中有一家叫“美章”，1955年我在那儿照了我到保定后的第一张相片。那时父母给我买了一套小海军服，穿着很精神，父母就带我去照相。照相的时候我很紧张，照相的师傅怎么逗，我都不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照相。第一次是在饶阳老家照的，我没有此事的记忆，但保留着照片，照片上我显得很自然，应该是年岁小，还不知道害怕呢。而这次照时则脸上带着惊恐。
照片
刻章的门市部和修钟表的门市部都有临街的大玻璃窗，可以从外面看到里边的人怎么干活。我觉得挺有看头，经过时就看两眼。尤其是修钟表的，有时会用眼皮夹着一个黑色的小圆筒，我猜着那是一个能夹在眼上的小型放大镜，就特想也有一个，能拿它观察神秘的微观世界。
由第一楼向西走几十米，就到了西大街与永华路的交叉路口，路口的东北角是保定有名的槐茂酱园。这个酱园门店的最奇特之处，是把一棵一米多粗的大槐树盖在了房子里，这棵树处于房子的角上，是一半在房子里边，一半在房子外边，苍老的树皮就正冲着西大街，枝繁叶茂的树冠遮盖着酱园，显得这家酱园很有生气。据说，1671年赵氏夫妇创建这家酱园时，就是看中这棵槐树生机勃勃，有象征财源茂盛的寓意，才保留下来，并将店铺取名“槐茂”的。
不知是否与槐树的保佑相关，槐茂还真的兴隆起来，成为保定酱园业的首户和代表，它的酱菜还被慈禧老佛爷赐名“太平菜”。
槐茂的酱菜那么有名，可不知父母为什么不买，总自己腌萝卜丝。所以，我只有路过槐茂的经历，而没有到里边买酱菜的经历。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要看一眼那棵有300年历史的古树，惊奇它的长寿，惊奇它的神奇。可没有想到，这棵能保佑别人发家的槐树，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过河的“泥菩萨”，被人给当作“四旧”刨了。
我有幸品尝槐茂酱菜，并将它作为地方名产馈赠外地亲友，是在槐茂重新恢复名称之后。槐茂没有像众多保定老字号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消失，而能劫后重生，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只是那树象征槐茂的大槐树已无法起死回生，只能出现在槐茂的商标之中了。
在槐茂酱园的对面，是保定有名的酒楼义春楼。它是一座中式小楼。我的印象中此类饭馆都有钱人进的饭馆，一般人轻易不进，反正我的父母是没有带我进去过。听说，它的招牌是白肉罩火烧，也就是用高汤涮泡火烧和熟的带膘猪肉，现在想来也该是大众食品，大体跟“拉面”在一个档次，可当年可牛了，去吃“白肉罩火烧”的人还会自豪地吹嘘我去“下馆子”呢！
我的一位杜姓同学就住在义春楼的东边，一个叫“卫上坡”小胡同里。据说，那胡同因为位于明代大宁都司辖的右卫衙署旁边，才叫了“卫上坡”，那个地方还确实有个小坡。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常和杜同学一起打乒乓球，就成了好朋友。他曾带我去他住的杂院看同院的人养得的鸽子，我也因此知道了“瓦灰”、“点子”之类的鸽子名，还知道了鸽子没事就不停地叫“姑姑”。
在西大街与永华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坐落着一座二层的砖楼。当时是什么商铺已没有印象，现在北面的成了“老街坊”饭馆，南边的成了“鹤年堂”药店。
而老街坊饭馆所在的那座小楼以前曾是党的地下印刷机构，叫协生印书局。它建于1926年，为党印刷了几十种书籍和大量重要文件，被誉为北方的“人民出版社”。其创办人张培植在给党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印刷设备过程中暴露身份，被日寇杀害。
这样的革命遗址，按说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起码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然在旧城改造中被拆毁，现在人们看到的已是赝品。看到那个饭馆我就想，为什么人们连革命文物都不保护了？难道钱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吗？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在鹤年堂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