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逃荒
老家来人续家谱,我跟平常不太走动的堂叔昌银多有联系,这个干瘦和健谈的乡村穷老头,因为是我父亲儿时胼手胝足的玩伴和堂弟的缘故,而显得格外和善与亲切。堂叔一边抿着小酒,一边滔滔不绝的跟我说,他俩是受“宗谱
老家来人续家谱,我跟平常不太走动的堂叔昌银多有联系,这个干瘦和健谈的乡村穷老头,因为是我父亲儿时胼手胝足的玩伴和堂弟的缘故,而显得格外和善与亲切。堂叔一边抿着小酒,一边滔滔不绝的跟我说,他俩是受“宗谱理事会”委派而来,跟他一块儿出这趟“公差”的是个年过半百的汉子,也是肥东石塘黄氏“敦伦堂”一脉族人,名叫其木,与我同属“其”字辈,我该叫他“大哥”的。紧接着,是修祠堂,是做清明祭祖仪式等。他们收了一些钱去,给我留下一本线装的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黄氏宗谱”,还有堂叔昌银跟我讲述的关于祖上和我爷爷奶奶的一些陈年旧事。结合仍然健在的年逾8旬的我大伯的回忆作些必要的补充,便有了家史记录之“逃荒篇。”
经考查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出版的黄氏宗谱记载,我们始祖贵公于明朝初年由江西九江府德化县迁居肥东石塘,后来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肥东县境内的望族。
随着岁月河流无情的淘洗和流逝,许多从前的人和事仅仅变成一些朦胧的影像,它们或许从不曾清晰透亮过,何况又不是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或以前听老人讲古,总之,这些往事的片段大都已经非常模糊,甚至早已出现许多错讹之处。任凭怎样努力去拼凑整合,仍然不能如我所愿,令我满意。
公元1924年,我爷爷克明娶邻村上李家李姓姑娘为妻,次年生下我大伯,取名昌凤(后改名黄忠),1931年,生下我父亲昌富。平时,种地,帮工,做点小买卖,质朴本分的爷爷奶奶丝毫不敢偷懒。因我爷爷名下有几分薄田,这块祖上留给他的地,曾经给一家人带来活着的希望,尽管没有给他带来子孙满堂的福音和真正富足的生活,但年景好时总能让全家人度过青黄不接的饥荒而不至于挨饿。1935年初春,皖中大地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自最后一场大雪后,这块肥沃的土地没有落过一滴雨,以至于急等播种的秧苗无法栽插。井干枯,塘见底,牛羊死,以至于方圆三十里地找不到一滴水源。据《肥东县志》(原梁园县)记载有:“旱情如虎,庄稼绝收,沿途时见野狗拖走饿殍”等语。缺水,这对从前只能靠天收的农民来说,则意味着缺粮,意味着颗粒无收和挨饿。四处寻水的乡亲纷纷在路上撞头,瞪着血红的眼睛,焦灼不安,他们仰脸朝天,发出饿狼般骇人的嚎叫;到后来,即便找到了水源,干旱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救。因为光靠人力抗旱已经变成虚渺的神话,一直在挨饿的人们哪来的力气呢?
爷爷心力交瘁,眼看着庄稼们纷纷枯死,一把火都能烧着它们,全家人面临着将要饿死的悲惨结局。借是借不到一把米的,同村的族亲们也已经断炊多日,而上面拨给的赈灾粮仍旧是遥遥无期的空气,在燠热干燥和声声哀怜的风中梦幻般飘荡。爷爷克明倚靠在门边已经很久,他一动不动地仰脸呆望着滚烫发烧的天空,无法躲避的苦难已经掏空了他年轻的生命。
“逃吧”。他叹气谱天地吐出这两个字,自己也禁不住打了个哆嗦。他仿佛是对着无望的空气和门前那株掉光了绿叶的秃树而不是对着我年轻的奶奶在说。奶奶有些惊恐地搂紧她的两个孩子:“往哪逃,就是死,咱娘仨也要死一块。”这个胆怯的女人像一只面临危险拼命护崽的母豹,尖细着嗓子发出一声急迫的哀鸣,这个倔强和啸响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祖宗的脉血遗传了黄家子嗣大骨骼的基因,当年,我大伯10岁,父亲4岁,个子照直往上窜,可由于经常忍饥挨饿,严重营养不良而致瘦黄干巴,弱不禁风,俩孩子像两只可怜的病猫。爷爷强忍住差点儿酸涩出的两行浊泪,哑哑地说:“一块逃吧,树挪死人挪活,说不定还能逃出一条活路,总不能等死啊。”我身材高大的爷爷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他是男人,就该养活妻儿,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是眼下,他已经走投无路。
多年来憋屈郁闷在心却无处宣泄的悲哀沮丧之感,重重地击倒了一个爱面子的父亲和有血性的丈夫。
等死或逃荒,摆在面前的都是两难抉择。
入夏以来,随着旱情加重,干涸龟裂快要冒烟的地里早已刨不出一粒粮食。乡路上随处可见拖家携口逃荒的老老小小,他们个个破衣烂衫,瘦骨嶙峋,拄着一根木棍,挑着一担家当,或是三五一群,或是互相搀扶着,走一会歇一会,慢慢地挪动。。。。。。间或有凄惨悲怆的哭声自荒僻田野上传来,惊扰一群歇脚的瘦麻雀慌恐的扑翅飞起。这是又一个逃荒者倒毙在路上。阴间又多了一个孤魂。
逃荒,则意味着要加入到逃荒者的队伍。假如神秘的老天爷肯露个面,真要斗胆问一问他:“天爷,苦海有涯否?”
泪水终于无声地滑落下来。我年轻的爷爷抬起手臂试图想遮掩这份不该在妻儿面前丢脸的窝囊和脆弱。同时,还会引发动摇他们对于好歹得活下去的牢固的信念和坚守。让忧惧惶悚的情绪失控,弥散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
却是适得其反。猛然地爆发出一长串压抑已久的号啕大哭。他瘦巴巴的肩胛在不住的抖动着。一家人都哭了。
在70多年前的某个夏日,我的爷爷奶奶一家四口人便仓促和无奈地开始了他们的逃荒生涯。
他们扔下了房子和田地,挑着一堆破衣烂被,一口做饭的锅和现在看来几乎不值钱的家当,怀着活下去的渴望,奶奶驮着父亲,大伯自己走路,爷爷挑着担子。没有马车,没有客栈,更没有像现在这样交通发达的公路和铁路,只有步行,只有步行,靠一双脚板丈量漫漫长长的逃荒路,一家人,逶逶迤迤,走走歇歇,一路乞讨和帮工,做苦力,餐风宿露,半饥半饱地逃荒到南京,一家人还是无处落脚,还是靠打零工过活。好在那时候,还不兴办什么暂住证,还没有穿着灰不拉叽的制服总是骂骂咧咧一副凶狠相的“市容”和“城管”人模人样地像公安那样到处撵人,把小摊贩们踢得鸡飞狗跳天昏地暗屁滚尿流。当然也没有救助站可以热饭热菜热铺款待爷爷克明一家人,让可怜的逃荒者们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手牵手一家人说说笑笑地走到华灯初上的南京街头,饱览一下美丽繁华的城市夜色。
爷爷好不容易找到拉黄包车的活计,就是早上从车老板那里租出、上街揽活,晚上再还回去。一家人就借宿在车主院子破车棚一角,支一口锅做饭,大伯和父亲捡柴、捡炭,预备做饭用。奶奶帮人缝洗衣服。至晚,爷爷手捧荷叶包,包着一些面粉回来,那就是全家人的晚饭,奶奶用这面粉和拾来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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