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历三月三芩麻菜钻天，到九月九牲畜大撒手，整整半年多的农忙时光，都是过去生产队那会儿放牧牛马、猪羊的季节。这期间，对于每个生产队来说，可以没有牛倌、马倌和羊倌，但唯独不能没有猪倌。如果没有猪倌，那各家各户的大猪小猪——公猪、母猪和克朗猪，就会漫山遍野地疯跑，就会将生产队的庄稼地拱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那还得了。
那时正值文革初期，我刚满10岁，在塞北的一个乡村小学上学，每天除上几节简单的算术、语文课外，剩下的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练习毛笔字和傻玩儿了。再后来就干脆停课闹革命了，每天除了写一些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大字报，就是聚到操场揭摆、批斗右倾老师，昔日课堂里的小绵羊，忽如一夜蜕变成了小野狼！
旷课在家，闲来无事，便帮父亲放起猪来。不曾想，这兼职猪倌一当，带带拉拉地一晃就是三年——
早晨，伴随着初升的朝阳，还有那“长鞭一甩啪啪地响”，我的一声声“松——猪——了——”，字正腔圆，余音激荡，极具穿透力，不时地传进了已经喂完自家猪的几十户村民的耳鼓。于是，小小的村屯沸腾了，鸡飞狗跳，人喊猪奔，不消一袋烟的功夫，前街后巷便聚拢了大小不一、品种不同、颜色不等的一百多头猪。当临近中午的日头烤得人头昏脑胀之际，正是我上午的圈猪之时。尽管我没有手表来掌控时间，但仅凭头顶上太阳投下的日影，还有田间陆续归来的人们，就可考虑该圈猪了，估计此时，不会与“庄稼饭十点半”有太大的时间误差。下午的松猪时间定在午后一点半钟，基本与社员们出工时间相一致。当天气渐凉、夕阳西下之时，猪儿们大都停止了拱掘和觅食，明显感到有些焦急地在等待着回家，而且不时地发出很不耐烦的“哼哼唧唧”声。此时如果回眸一下近在咫尺小山村，缕缕炊烟便会从家家户户的烟囱中袅袅升起。于是，伴随着我晃动的长鞭，“啪”的一声脆脆的炸响，便从头顶上爆开。在我“尔唠唠，尔唠唠……”的叫声中，早已归心似箭的猪群，乖乖地跟在我的身后；待一百多头猪走过村南的水桥，离家还有将近二百米时，我便亮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喊道“圈——猪——啦——！”之后，便闪身让开大路，紧接着，猪群就像决堤的河水似的，各自朝家中狂奔而去……
所有的猪倌都知道，放猪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给猪“拢群”了。那些散养了一冬零一春的大猪小猪、公猪母猪，早已散漫成性了，如今把它们聚拢到块堆儿，简直如杀它一样，没有个把月强制性手段，还真的很难乖乖地聚拢到一块堆儿。这期间，被一些逃猪气哭了也是家常便饭的事。记得每当一年一度给猪拢群之际，父亲都与我一起来完成，有时还要家人或“皮子猪”的主人来施以援手。即便如此，那些不合群的逃猪们，常常是闹得人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在一次次的追逐过程中，猪倌与逃猪，既是毅力和耐力的拼搏，又是智力与智慧的较量。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猪的智商低下，难与猫狗相比，更不用说聪明的猴子了，其实这不过是“以貌取猪”的误解而已。别看猪这种动物傻乎乎的，但当你近距离长时间去观察、琢磨它时，就会发现，猪这种动物憨态可掬，天生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其智商并不照其他动物逊色多少。就拿逃猪来说吧，它们在逃跑地点、逃跑时机、逃跑线路，都仿佛事先周密筹划过，一旦付诸实施，高招跌出，或直接往家里狂奔，或悄然钻进茂密的庄稼地，或寻机匆忙涉水扬长而去。此时如果只有一人在放牧，也只能眼睁睁地任由它逃之夭夭了。在所有逃猪中，最令我头疼和闹心的是匿藏在田里的猪。圈猪后如果哪家的猪迟迟没有回家，那还了得，这可是那暂小门小户农家的半个家当，找上门来要猪那是必须的。每当这时，家人们都顾不上再吃饭了，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找猪。这些失踪的猪，大都能找回来或自己回来，但也有“乐不思蜀”的讨厌家伙，钻进苞米地、黄豆地或土豆地大吃大嚼起来，昼夜不归，最后，不光是猪的主人找，而且连生产队“看青”的也来兴师问罪了。
与世上百行一样，放猪也有放猪的学问。放牧场所的选择理应放在首位。平时要尽量挑选野草丰美的场地来放牧，让猪群安详地吃好，可以平缓猪儿们的躁动不安，易于对猪群的掌控；特别时节也要及时跟进，如秋天让猪群溜土豆、玉米、黄豆等，抓一点秋膘。根据夏天午后气温多半偏高的特点，松猪后要先将猪群赶到一处浅水旁，让猪儿们惬意地在水中打上一会儿溺，待个把小时以后再行放牧。在放牧场，不能将猪圈得密度太大，过密就会增加猪群的不安定感，胆小的弱势猪就会挨咬、溜边、逃跑。
给生产队放猪，难免要与邻队的猪倌打交道，于是便生出许多轶事，至今难以释怀。记得我们东邻四队有个姓邢的年轻人，当时也就十七、八岁，瘦瘦的个子，刀条脸，没有一丝血色，明显属于营养不良型。由于在生产队无论是铲地、割地，还是打场、扛麻袋，都不顶硬，故人们送他个绰号“邢半拉子”。也许是生产队为了照顾他，才安排他当了第四生产队的猪倌。而我的西邻有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姓许，长的人高马大，足有一米九零的个头，古铜色长方脸的左面颊上，有一块十分明显的伤疤，其相貌和个头，很酷似影视剧里一个我叫不上姓名的演员。提起这个许老爷子，还真值得大书特书几笔。在第六生产队，人们当着他的面叫他“许大队长”，所谓大队长，不是我们村的大队长，据说老许早年担任过支前大队长，是否确有其事，村民不得而知。在背后，人们都习惯性地叫他“许大傻”，有关此公的“傻事”还真的不少。我不止一次听大人们说过老许头卖土豆的趣闻。有一次，老许将自家地的土豆弄到市场上去销售，买者问他多少钱一麻袋，因他不会算账、不晓得钱币大小，只回答道：“你就看着给吧！”那位买主就掏出五元钱给他，当老许看到不是老爹让他要两张一元“红贴儿”时，说啥也不接，非得管人家要两张“红贴儿”才成交，弄得对方哭笑不得。一次，老许与一位年岁、月份相同，但生日不同的村民论兄第，竟与那人在酒桌上打了起来，原因是那人故意占他的便宜，硬是让同岁五月初三出生的老许，管同岁五月初二出生的这位叫什么大哥，这不明显欺人不懂三多俩少傻吗？
不管别人对老许的看法、叫法如何的不恭，可我从放猪时就对他存有感激之情。记得那是我扛起放猪大鞭不久发生的事情：六月的一天上午，四队和六队的猪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