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造化辟山岳，了然楚汉分。”鬼斧神工的山川，赏心悦目的景致。1300多年前，诗兴大发的诗仙李太白，把酒临风吟重阳，为世人展现了好一幅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飘逸恬静、时临深秋的重阳画卷！重阳，一篇古老悠远的文字！重阳，一个让我不得不驻足凝视的古老命题！
大凡说到春节、端午和中秋，或是国庆、五一及元旦，那样一些民俗节令和法定节庆，就算不甚十分明瞭，国人多半还是有点“那么回事”的概念。惟若即若离的九九重阳节，在故纸堆里渐行渐远，一度淡出了国人曾经贫瘠而单调的日子。也或是一种民俗文化的情结使然，若隐若现中的重阳节，却又始终留在了中国人的视野中。文化总是和饱暖息息相关的，于是，特别在近些年，登高望远过重阳，已经在国人的休闲文化生活中，占了当仁不让的一席之地，这应该是中华古文化传统，在寂寞中重又焕发了本不该磨灭的精神，是为幸事！当然，也是华夏文明史上值得续写的一件盛事。
每每总是在媒体上，甚至在某些大腕主持的节目中，听其口若悬河，一当说到中秋，便有信口拈来，也或是想当然的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一刻的喻意，当然是指人在中秋以及油然而生的那份对家人、对朋友之深深的情思。殊不知，那句于千秋万代，走进了万户千家之经典名句，来自极负盛名之唐代田园诗人王维笔下，而唐人王维所说之那个“佳节”，却意谓九九“重阳”，这说明人们骨子里的中秋远甚于重阳了。虽有点张冠李戴的感觉，但也尚不称十分之“乱弹琴”。总之，对于“重阳节”，国人多还是淡忘，甚或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哪怕是写文字、做节目或念台词的不少“文化人”，其也是于王维所说之那个“佳节”不太明晰的。倘再说到“重阳节”的身世如何，就如我写字这会儿，若不翻几页书瞧瞧，不点击几面网页看看，那洋相也一样说来即来了。
“重阳”于我，一度也是那样的陌生而遥远。在我的印象中，普通的老百姓对“重阳节”，似乎总是不像对中秋、端午那般的关注。从小我的概念是，凡过年，无论如何总是有点鱼或肉吃，有几颗糖果放在口袋里，或还有几颗炮竹玩玩的。过端午，则也能尝到一点蘸白砂糖吃的糯米粽子；而过中秋，则又可以吃些许冰糖枣仁馅的月饼。而重阳呢？实话说，自儿时以来，直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中，我也虽一次又一次地从秋高气爽、菊花傲霜的深秋时日中，觉出了冷热相宜，心旷神怡的感受，只是“重阳”的文化概念总是被日子忽略了，这也或是文化屈服于日子的一种悲哀？再后来，偶也在一些泛黄的字中见到“九九重阳”之说，则压根儿就没有从心里去细想过。饥饱难料，加之文革十年荒芜，文化精神一夜间轰然倒塌，重阳的历史使命如何拾得起来？

重阳的文化轨迹究竟流落何处？后来的日子中，也似曾认识得每年有一个“重阳”，那是在“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中得以读到的。虽诗人的心境似乎只在“战地黄花分外香”，但“岁岁重阳”也多少能让我知道点老皇历中，确有那么一个“重阳”的存在。只是父辈们在那些朝不保夕的年代里，也不太在意那个“岁岁重阳，今又重阳”，虽说“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只是在瑟瑟秋风中，那胜似春光的“重阳”一吹就没影儿了。那也没多大事，那时日的大人、孩子，虽肚子不容易饱，但都容易满足，总归是在过平淡也求安然的市井百姓的日子，而不总是在瞅着过年过节，更且莫说过重阳罢。
直到日子有了一点起色，日子里有了一点闲功夫，便又读了几句宋人李清照的《醉花荫》。诗人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好一曲被清人许宝善称之为“幽细凄清，声情双绝”之倾诉！我自然读出了诗人那份于深秋里的伤别之情，也读出了重阳里的诗人所流露的悲秋之感，但我还是没有读出重阳节到底是如何走进民间？我更是没有读出那天道地脉中之“九九”又是何意？但至少“重阳节”作为一个不迟于宋代的历史概念，已然在我的心目中立体起来，虽说其轮廓还不称是十分之清晰。
“九”字历来在中国的玄学中一马当先，“九”中析出或杜撰的吉祥光芒，也在一直照耀中国的民俗文化。《易经》谓阳爻为九，又列九为阳数。比如从《易经》之“九五”卦出“飞龙在天”，再由“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故而以“九五之尊”称中国的皇帝；而从《易经》之“九九”又可卦出“重阳”。倘月和日恰逢双九，即两阳相遇之日，是为“重阳”日。古人认为“重阳”是个非常吉利之日子，值得庆贺，但并非同时诞生了“重阳节”。《易经》意义下的“九九重阳”，充其量只表达了一种杜撰的吉祥美好之喻意。事实上，如果“玄学”真能揭示上下五千年，当年梁漱溟老先生提出其惊天动地之“九天九地”之说，当就不会惹火烧身。当然也就更没有“臭老九”一说了！
看来，“重阳节”作为一个民俗文化概念的形成，如同中秋、端午一样，也要经历漫长岁月的民俗民风的洗礼。屈原所说“集重阳入帝宫兮”，也许算是对“重阳”的较早文字注脚，但其也并非指重阳为“节”，究其本义，还是意谓某“天”。倒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对“重阳”那一日有比较明确的刻画：“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看得出，曹丕笔下的“九九重阳”，多少有点节令的意味了。

古籍中虽尚未见到明确定义之“重阳节”，更莫说其始创于何年何月之记载，但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重阳节”大体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才具雏形。至大唐盛世，一年一度之“重阳”，则被正式视为了民间的节日。从唐代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文中可见到不乏关于“九九重阳”的题材，其中唐人王维那首脍炙人口的题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已成为古往今来见证“重阳节”的不朽佳句。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史上之陶渊明以隐士诗人出名，也以饮酒、爱菊出名。陶公号称“菊友”，深得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