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2岁，放暑假了，想挣点钱交学费，便干起了卖冰棍的生意。
我把家里的旧木箱改造成冰箱，实际它根本不叫什么冰箱，只不过是找件破棉袄，几团乱棉絮装进木箱，往车架上一捆，就这样和临村的狗娃出发了。
进冰棍要到十里开外集镇上，我和狗娃乘着月色，踏着晨雾。车子在土路上奔波，挂在身后的草帽被风带的直忽闪，清晨的风很凉爽，路边的青棵味，不时送来阵阵幽香。我的情绪很好，一边骑一边唱，不知不觉车速不断在加快，狗娃比我骑的还猛，时不时催我快点。我一路骑一路盘算着母亲给我5元钱，3分钱一支，能买166支，卖5分钱一支，我就可以挣1。3元左右，跑两趟几乎够我半学期的学费。我越算越高兴，越算越兴奋，十里路程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
批发冰棍的人很多，大都是附近的村民和放假的学生，队伍排成双队，我个小钻了空跑到前面，撇下狗娃装箱乘早去了集上。集市上人很多，说是集市，还不如说叫深巷更贴切，街面不宽，对面盖了房就算门面，大炎热天，人们象挤油油似地从东头挤到西头，再从西头挤到东头，就这样周而复始，来回穿梭。头上烈日炎炎，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人们的脊背上象火烤一样，汗水顺着两颊、脖子流向脊背，褂裤象水洗一般，湿漉漉地，我扯着嗓子大喊：“冰棍，冰棍，又冰又凉，爽口解渴，快买快来，快没了，尽了。”一边叫卖，一边敲打着竹板做的拨浪鼓，尽管这样买的人还是不多，偶尔有几个孩子围着，也只卖个把两个。大人们抠着钱算，吃一个冰棍够买一斤茄子或是豆芽，回家一家人都能尝鲜，说来道去，那时穷，钱紧张，不还是个挣钱难吗？
我那可是第一次卖冰棍，也是在狗娃的激将下，我和狗娃是同班同学，我想他能卖，我为啥不可以呢？真卖起来，那真叫个难，遇到熟人和老师，我就低着头，推着车子躲一边去，恐怕他们发现了丢脸。
街巷没有一丝风，大概是人多拥挤吹不进来，天越是晴的好，太阳越热，地面上象蒸笼似的烤人，巴掌大的草帽也遮挡不住太阳的毒光，常在教室里，一遇到这样的直晒，火烤似的心焦。我后悔不该听信狗娃的话，到街上丢人现眼活受罪。暴露在外面的胳膊和脸部开始发疼、发麻、发痒，我知道，那是太阳晒的，紫红色的胳膊手一摸，火烧火燎地痛，我后悔莫及，天生第一次受这样的洋罪，我怨天尤人，怨这怨那，怨自己没有出生在一个好家庭。面对这一切也无济于事，卖不掉冰棍，赚不了钱，如何回家，。我鼓足勇气，管他熟人、同学、老师、乡亲乡邻、叔叔大爷、姑娘小姐，我又开始大声吼叫：“冰棒，冰棒，豆沙、奶油、绿豆、蛋卷样样都有，不买我就走了。”满街筒叫了两遍，没卖一支。我沮丧地蹲在街旁的树荫下，用褂襟擦着汗，又饥又渴，伸手拿了支冰棍试了又试，真想一口吃下，可最终还是放回了木箱。
我翻了翻木箱，卖了不到一半冰棍，大约还有上百支，眼看着就要罢集，集市上的人越来越少，我真是心急如火，本来想赚点钱上学，说不定赔了夫人又折兵。
街面不行，只能走村串巷了，我整理整理车子和木箱，正要赶路，一位五官端正，穿着整齐，五十开外，慈眉善目的老人走到我面前：“小家伙多大了？”我告诉他：“12了。”他又问我：“吃饭吗？”我摇摇头，他便叫随从买来两个烧饼外加一碗凉粉，摸摸我的头，“快吃吧！”我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他象爷爷般的问这问那，最后问我冰棒多少钱一支？我说5分，说着我伸手递了一支给他，他笑呵呵地说：“我不要你一支，我全都要了。”我似信非信，还没等我反过神，随从已来推车子，我抓着车把不放，恐怕他们是打靶办的。那些年社员们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怕了。老爷爷笑笑说：“小家伙别怕，不骗你，我真的要了。”他们把冰棒推到公社大院，那里正召开农村工作现场会，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买冰棒的老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县太爷。
后来我就读高中，他支持过我，再后来，我参加工作想报答他，他已调离本县失去了联系，至今未能感恩，老爷爷你在哪里？你听到听不到，我都要再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