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跳舞？”这是第四个人这样问我了。
惊诧并不出乎意料，当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教师节跳舞人员名单中的时候，我就有了应对惊诧的准备。这一次不仅仅是年龄最大，而且是比平均年龄大了差不多一轮。
不要以为我是一个生活很高调的人。年龄如此参差的舞蹈队伍，也并非学校挑不出年轻的教师。我问过领导，回答很简单：“你是会跳舞的人。”我无语。
细想起来，领导的话也没错。在学校，除了音乐老师，我确实属于“会跳舞”之列。
我喜欢跳舞，从幼儿园开始。上小学以后，就能和同学一起自己编排节目，像《北京有个金太阳》、《洗衣歌》、《阿瓦人民唱新歌》等当时流行的歌曲，都被我们编成了舞蹈，而且是编排、表演、服装、道具“一条龙”。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用为节目的事情操心。
上中学的时候，正值文革末年，学校基本不上文化课，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一门专长，很像现在的“素质教育”。我喜欢跳舞，所以报了文艺班，但由于身材矮小的缘故，我被分在了乐器组。这样的安排等于告诉我一个事实：我并不适合跳舞。而那个年龄的我依然天真地做着跳舞的梦，一下课，就往舞蹈队跑。时间长了，老师被感动了，她破例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参加歌舞《参观大寨新面貌》的表演。我没有辜负老师的厚爱，跳得特别投入，把那个西藏小姑娘演得眉目传神。后来，老师又让我与舞蹈队的“台柱子”表演了双人舞《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要知道，这是连舞蹈队的姑娘们都求之不得的事情呢！
恢复高考以后，文艺班解散了。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我考上了师范。那时候，师范学校主要是农村来的学生，会跳舞的人凤毛麟角，我理所当然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在校园里，可能很多人叫不出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知道那个跳过《军港之夜》的女生。师范两年，我长高了，更适合跳舞，也更喜欢跳舞了。
毕业的时候，不假思索地在分配自愿表上填上了“支边”两个字，当时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支边，不过是会唱几首西藏歌，会跳几个新疆舞罢了，便一门心思地想去心中那个遥远的地方。最终，我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代价，分配满足了我支边的请求，却没有送我去神秘的远方——我被甩到县内一个被称着“西伯利亚”的小镇，分配在小镇最偏僻的一所中学任教。实在想不出那样的地方与舞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有，就是在仅有的两次夜自习停电的时候，我带学生在星光下哼着歌跳曾经熟悉的舞蹈。看着他们睁大了眼睛看我在舞中旋转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就是远方飞来的天使……后来，他们中间有人告诉我，说我和他们当地的老师不一样，说我是他们心中的阿芙罗狄蒂。我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在那种环境里，舞蹈让我成了他们心中最美的化身。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小镇，调到宜昌市一个企业子弟学校。企业工会很重视职工的文化生活，每年都有一些大型的职工文艺汇演。印象最深的是89年的“七一”庆祝会，学校排练舞蹈《长江之歌》。产后两个月的我被通知参加排练，每天要跳舞，还有带孩子，辛苦可想而知。上台表演那天，从中午开始化装、候场，到晚上登台演出，整整八个小时，奶水胀得浸透了演出服，孩子却在家饿得嗷嗷叫。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强力瘦身，我免去了产后体态臃肿的困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应该感谢自己是会跳舞的人。
企业办学移交地方之后，这样的演出少了，但每年的教师节庆祝会，只要是舞蹈类的节目，我从来没落下过。级别最高的登台，是代表区妇联参加省妇联主办的《奥妙新妈妈》的评选活动。那一年我38岁，在儿子弹奏的钢琴曲中，翩然起舞，那种感觉对于一个母亲来说，除了幸福，还是幸福。我想，因为妈妈是一个会跳舞的人，这种幸福是否也在那一刻舞蹈与音乐的交融中传递给了儿子呢？
中国人喜欢用“缘”分来解释一切奇妙的现象，我不是专业舞人，甚至连业余的也称不上，但我的平凡人生却与舞蹈如此牵扯交织着，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缘分。那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思绪还是会时常萦绕在脑海中，即使是将来慢慢地老去，也忘却不了那份莫名幸福的感觉。
如果说以前一直都是在享受舞蹈带给我的愉悦，那么，现在是该品尝因为她的慢慢远离带给我的感伤了，但这不妨碍我对舞蹈的顶礼膜拜。因为是会跳舞的人，所以会在追求健康、匀称、挺拔的身材同时，追求优雅、宁静、聪慧的气质；因为是会跳舞的人，所以更懂得“你方唱罢他登场”的规则，更愿意做生命的舞者，在社会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挥洒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