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病是在2011年的春节前出现症状的，那时左手腕有点没力气，和我们说起时，我们都以为是过年收拾家劳累和受凉的原因，都没太当回事，再加上是过年的时候，忙了点，我们姊妹几个就说过完年再看。就这样一直拖到暑假，我才带着妈妈去北京看病。那时妈妈的左手已经举不到头顶，左手虎口肌肉开始出现萎缩。而我当时还以为，只要去了北京，有国内最高端的医师，看了就会药到病除。那次的诊治结果是周围神经炎，那个时候妈妈的身体还算健康。看完病的空闲时间，跟着我们转了北京的几个地方，常去的是二姑家附近的奥体公园。那些天妈妈的心情真好。
从北京回来后，带着的针和药天天按时注射服用。刚开始的几天妈妈觉得有起色，可以把手举过头顶。也许根本就没有好起来过，也许那只是妈妈的心理作用，她也认为，从北京看完病，应该是能好起来的。可是，直到带回来的药用完，那条胳膊却越来越没力气了。后来妈妈走路又不小心被绊的摔了几跤，左胳膊就再也没能动过，其它方面都正常。如果就当时那种状况，只要不再往坏处发展，我们觉得维持下来也好。妈妈的治疗一直没停，找中医，寻偏方，据说是有好处的各种办法都用了。一二年的春节过完，二姐把妈妈接到她家里，请一位民间中医调理了三个多月，那段时间病情控制的不错。后来妈妈老是惦记着家里的爹，还有那位中医要忙自己的事情，多种原因加在一起，在她那儿的治疗就停下了。
我几乎每天给妈妈打电话，问情况。妈妈接电话的时候说，还好。直到有一天爹对我说：你妈的病是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瘦，走路左腿很没劲。我才急了起来。五一回去看情况，真的很糟，妈妈的左腿抬不起来了，走路已经需要人扶着。大姐二姐也回到娘家，我们一起商量，决定再去北京做全面检查。村里有位嫂子的哥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我们打好招呼，去北京由他关照着我们。就在那次回家，妈妈躺在炕上，幽幽的跟我说了一句：把你妈搁的老了，你才着急了。我的心，在那时是说不清的难过。
由于一点人为的原因，五月下旬我和弟弟带着妈妈才去的北京，还在二姑家落脚。这次在北京的各种检查，在老乡大哥的关照指点下进行的很顺利，老乡大哥60多岁，是一家著名医院放射科的高级专家，退休后返聘在一家中级医院的放射科。我们去了八天，跑了五家医院。大事由弟弟办，他负责用轮椅推妈妈，必要的时候抱妈妈上下楼梯，他身高体壮，这些事情做得很好，妈妈的安全方面非常有保障。小事由我处理，像插队拍核磁，挂特需专家号，我都用了点地下工作者的手段，没太费事，两天或者当天内搞定，我的性子急，而且关键的时候比较聪明。主要原因是想让妈妈能早点做检查，不得已而为的。
我想详细的说明一下，在北京看病，挂上特需专家号和做核磁有时候需要排很长时间，早的要一周，迟的或许要等到两三个月以后才能排上队，那没办法，去北京大医院看病的人太多了。吃住都不便宜，外地人在北京看病，时间、经济上都耗不起。病情有需要拍核磁或其它的片子的，最好在当地的医院拍好，带着去北京医院，那些专家医师都会看，时间上节约不少，北京医院的专家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有一颗慈悲心，非常和蔼，见是外地人，会说：你们来趟不容易......。所谓医者父母心，说的就是这些医德高尚的人。假如想挂的专家号在短时间内没有，就可以向挂号处的保安询问，一般保安都和发号的人有联系，本来医院有规定，每天必须要放出多少个号，只是负责放号的人没等发完，就自己留下来若干，通过保安向病人加收好处费，中饱私囊，虽然违规，但也为急于看病的人提供了方便。只不过要多花点好处费，一二年是五百。多数人是不知道这条潜规则的。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确定那个保安是真正的医院保安。我要挂的是颈椎科的特需专家号，挂号费是三百。号都排在了一个月后。我和保安商量买号的事，他事先要拿三百块钱，并且不给收据。如果第二天挂上了，我就再给他那五百好处费，挂不上他就退还我这三百。当时我的想法是，三百块是挂号费，也算合情合理，要么挂到号，要么被骗，即便是被骗，也不过三百。结果是，挂到了第二天的。
对此，弟弟承认，他去估计挂不到号，他对这件事的总结是：有的事情只有缺心眼的人能办成，因为，顾虑少，不设防。聪明人最先想到的是，别上当。所以，结果会不同。
我们在二姑家，吃住无忧。二姑忙前忙后的，对妈妈就像对自己的亲姐姐，姑父仍做我们的出行顾问，我们和妈妈去医院就打车。如果只是我和弟弟出门就带着姑父连写带画的线路图，乘公交特别方便，有次我和弟弟去东直门那儿的中医学院买艾绒，上了公交，我拿出姑父画着图又写着字的纸，对售票员说：我们去中医学院。售票员看了那张纸片刻，手背捂在嘴上，哧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尽管好奇，也没好意思问她。她笑够了，说：嗯，中医学院，到了我告诉你。其实我是想问她路费，我问她：我们两个人去那儿多少钱？她说：两块。然后又那样笑起来，她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售票员。
在做完最后一次诊断的那天下午，我们乘车返回二姑家，路过奥体公园时，妈妈不顾奔波的疲劳，叫司机提前停下，又叫我给二姑打电话，约二姑出来，带上相机，想再转转公园。那天妈妈兴致很高，因为检查结果是头颅、颈椎、躯干都没毛病，妈妈以为康复有望，处于兴奋状态。其实呢，我和弟弟都不太乐观，医师和我们姐弟说的明白，虽然没确诊出到底是什么病，但到了这份上，已经治不好了。只是我们没向妈妈说。二姑接到我的电话后，很愉快，欣然应允，说好了在某处碰头，就出来了。弟弟怕二姑一下找不到我们，去二姑会经过的路段迎接。我推着妈妈在公园的东门口边溜达边等着，那些天正是月季花怒放的时候，各色的花朵饱满、肥硕、芬芳、艳丽。妈妈不住的说：真好看。我说：那我给您摘一朵。妈妈说：就怕保安不叫你摘。我走过去问保安：大哥，我能摘一朵花吗？保安有些诧异，稍微愣了一下，一点也没客气，说：不行，这里不允许摘。我笑笑，哦了一声。等到二姑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起信步转着，公园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没在任何地方停留。当我们又走到一处开满月季的路段时，妈妈说想在群花前照张相。就拍了几张照片，妈的笑容和月季花一样灿烂。妈妈也有过花一样的青春，在